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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馆营救被困国外台商 官方不领情(图)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19-12-12 18:15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马达加斯加外海上失踪的不仅只有八名台商,还有“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当“逃兵”已经不止第一次。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没等战争打响,的当地机构就先行撤离;后来的所罗门,身处绝境的当地台胞也遭遇了同样的无奈。幸好,祖国的外交官没有忘记他们。

  向来只重视“金钱外交”、“过境外交”的当局是该考虑民众的生命了。这是摆在当局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这时,使馆生活区的一个房间内传来了急促的电话铃声,沉睡中的领事朱开宪一跃而起,随手抄起放在床头的手机:“朱领事,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手机的另一端,声音万分急切。

  电话是探索马达加斯加旅行社老板刘凡打来的。他来自中国广西桂林,2000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来到马达加斯加,还担任着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的副会长,为人憨厚热心,包括同胞在内的华人华侨有事都愿意找他。

  在电话中说,刘凡告诉朱开宪:7月10号上午10点半左右,8名同胞和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一名华人乘船从圣玛丽岛出发,到80公里外的玛苏拉角考察。当晚子夜零时40分,船上台商刘守智和在塔那那利佛的妻子韩晶通完话电话后信号中断,估计船已失事。请使馆尽快和马达加斯加有关方面联系,实施救援。

  根据媒体的描述,刘守智现年36岁,早年在一家塑胶厂任职,11年前因为工厂转往马达加斯加投资,他被派往当地,后因马岛渔业资源丰富,改而自己投资海水养殖业,以饲养龙虾为主。其他7名台商,张锦生、张铭胜父子本从事纺织业的投资,因为有感纺织在台已属“夕阳行业”,想转行投资海水养殖,他们联同其他亲友张芳杰、陈清文、吕振铨、李智仁、卢健颖于7月8日到达马达加斯加,目的是考察马达加斯加养殖业的发展前景,探讨和刘守智合作事宜。他们到达马岛后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往远在塔那那利佛东北500公里、马达加斯加的旅游胜地圣玛丽岛,然后经圣玛丽岛赶赴刘守智养殖场的所在地玛苏拉角。

  朱开宪放下电话,马上致电在北京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中心负责人当即指示大使馆尽快和马达加斯加有关方面取得联系,请求对方协助,全力救助遇险台商。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沃瑞棣在听取汇报后,当即决定启动应急预案。7月11日上午8点,马达加斯加政府部门刚刚上班,沃瑞棣大使、陆慧英参赞分头先后打电话给马达加斯加总理拉贝马南贾拉、外交部长兰杰瓦、国防部长马努鲁昂塔、海军司令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请求他们协助,立即派人到出事海域实施搜救。沃瑞棣大使同时指令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东部沿海城市塔马塔夫领事徐金龙以最快速度赶往出事地点,同时要求全馆员紧急行动起来,急同胞之所急,全力救助遇险台商。

  从不同部门发出的一道道指令,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迅速传到了马达加斯加海军舰只、宪兵部队、警卫、搜救公司、地方官员、港口渔村、甚至平民百姓。7月12日当天,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兰杰瓦两次打电话给沃瑞棣大使,请他放心,鉴于马中目前良好的关系,马达加斯加政府和相关部门将不惜一切代价,鼎立相助。

  一时间,船只遇险海域云集了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能召集到的搜救力量:军舰、快艇、渔船、飞机同时出动,场面壮观感人。记者曾数次向在圣玛丽岛协助救援的徐金龙领事询问,马方究竟出动了多少力量?回答都是搞不清楚,而且没有人能搞清楚。唯一清楚的是,马达加斯加各方对此事都极为重视,连广播电台和通讯公司都行动了起来,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一艘载有中国人的船遇险了,在海上作业的渔船、港口和海岸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遇险中国人,必须立即报告。”通讯公司向所有用户群发了上述内容的短信。

  相距1000多公里、与马达加斯加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也行动起来了。鉴于发生事故的附近海域毛里求斯船只较多,毛里求斯有关方面应中方的请求,通知在附近海域行驶或作业的船只注意观察,一旦发现遇险人员,立即实施救助。

  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华侨更是心急如焚。刘凡放下手头的生意,全身心地救助台商,同时还和中国大使馆和遇险台商亲属保持密切联系。华侨们利用各种关系,联系救助公司,为搜救出谋划策。来马达加斯加定居60年的侨领陈兆昌数次致电中国大使馆,表示愿意为搜救工作和安顿台商亲属出钱出力。

  然而,令热心的当地华侨失望的是,就在中国外交官和当地华侨为营救台商全力以赴之时,却从台北传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媒体引述“外交部”官员的话称,官员“只是打了几通电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既没有派人到现场督战,更没有投入资源”。

  但实际情况是,应中国大使馆的请求,马达加斯加政府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展开搜救工作,并没有当局所说的延误或耽搁。官员并非“只是打了几通电话”,而是及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行动,从大使、参赞、领事到全体馆员几乎全部出动,主动和马达加斯加上至最高下到搜救公司取得联系,对台商亲属的要求有求必应。

  在中国大使馆和马达加斯加方面已经实施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后,“驻南非代表处”人员才先后来到马达加斯加,而从法国派来的翻译于当地时间7月15日晚上才到达。当地华侨对当局的说辞仅报以一笑:要不是中国大使馆开展了大量工作,搜救工作说不定现在还没有展开。

  7月15日下午,“驻南非代表处”第二批人员和部分台商亲属到达塔那那利佛国际机场,朱开宪领事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处”杨姓一等秘书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按照风俗,台商亲属希望到台商遇险现场举行一次悼念活动,希望使馆帮助联系,请马达加斯加海军派一艘军舰了却亲属的心愿。

  记者当即帮忙打电话给朱开宪领事,随后把手机交给杨姓秘书。当天傍晚,在使馆的积极协助下,马达加斯加海军将领就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朱开宪领事当即把马方的决定通报给台北代表处人员。杨姓秘书对使馆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又说,他将和仍在圣玛丽岛协助救援的徐金龙领事联系。有关人员的表现,让记者也让所有的中国人费解。这里的华人华侨希望,两岸早日实现互动。

  截至北京时间7月16日晚上6点截稿时,《国际先驱导报》和徐金龙领事取得联系,他说,到目前为止,除7月14日中午在玛苏拉角海滩发现的商刘守智和来自黑龙江省的李波遗体外,其他台商仍然没有踪影。搜救的重点目前已转到玛苏拉湾,人们都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失踪台商有惊无险,平安而归。此外,失踪台商亲属已于7月16日上午赶赴圣玛丽岛,希望他们的到来能给失踪台商带来生存的希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 实习记者曾毅发自北京 马达加斯加北部外海,台商刘守智看着船在渐渐下沉,焦急万分。

  慌乱中,他把求救的希望寄托在台北弟弟刘上玮身上。可是一连接到三通电话的刘上玮,却“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船进水的声音,刘上玮却听得很清晰,他知道:哥哥一定出事了。

  此刻是北京时间7月11日上午5点,刘守智的家属们不知道该向谁求救,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打通了“外交部”的电话。结果“外交部”的人却说“现在是下班时间”,接电话的警卫还反问“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国家吗?还是一个岛?”让台商家属哭笑不得。

  哥哥下落不明,“外交部”又不予理会,刘上玮只好自力救济,找上媒体。在媒体追问之下,“外交部”才被动出面响应。刘上玮痛批“外交部”“救援行动慢半拍”,就连八名台商失踪的消息,也是媒体联系“驻南非代表处”后,“外交部”才辗转得知的。刘守智的胞姊刘姿玲哭诉道:“与其靠外交部,不如求助外交部协助搜救。”

  对“外交部”失望至极的还有失踪台商张锦生的二子张铭如。7月13日晚,他搭机赶赴马达加斯加,临行前痛批台“外交部”“救援牛步化”、“迄今没具体救援计划”。到了7月12日,“外交部”才开会,向家属报道详情。“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遭遇海难家人来说,差一小时就差很多。”

  “外交部”的不作为,在评论员胡忠信看来并不奇怪。“‘外交部’向来不重视侨民的安危。”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其工作重心是怎么多争取几个‘邦交国’,怎么才能保持‘邦交国’不断交,怎么进行领导者的‘过境外交’。”

  像这样的痛骂,在媒体上也并不鲜见。“这次媒体对‘外交部’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7月13日,我在节目中提出设立24小时通报系统,第二天,‘外交部’就马上建了一个。”胡忠信说。

  7月14日,“外交部长”欧鸿炼坦诚,“外交部”的通联系统确有疏失,未能提供有效快速的协助,对此他向社会大众及受难家属致歉。并决定从7月14日起设置24小时紧急联络专线,由科长级以上的值班人员负责接听处理。若在值班人员下班后拨打“外交部”总机,负责接听电话的警卫也会立即将电话转接至紧急联络手机,由值班人员处理。

  同时,“外交部”也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由“外交部”主任秘书担任召集人,各司、处长为成员,遇有紧急状况,立即启动责成相关单位快速因应。另外,“外交领事”人员讲席所也将开设“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变”课程,针对所有同仁及警卫,讲授遇到紧急事故的处理因应措施。

  不过,对于的营救,“外交部”却不领情。7月15日上午,“外交部”非洲司司长表示,家属说,还不如请的外交部帮忙比较快,他不能认同。“我不敢讲()涉入多深,但是呢,我只能告诉各位,昨天到当地去,检视我们台商遗体的,只有我们的同仁。”

  当提到为何参与营救时,“外交部”的说法竟然是:“由于带头的台商刘守智的妻子是籍”。

  胡忠信表示,驻海外非官方机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所以特别需要帮忙。“如果能通过海基会、海协会协商建立一个事务性机制,这样的话,两岸在救援合作上可以更及时一些。“这是人道问题,不涉及主权争端,比如地震,也奉献了很多爱心。”

  中国统一联盟王津平也很认同胡忠信的观点,“两岸不仅要在外交上‘休兵’,最重要的是两岸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要共同保护两岸在海外同胞的生命财产。”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邓媛 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此次马达加斯加台商失踪事件中,中国驻当地使馆快速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广受媒体称赞,《联合报》用“积极作为”四个字来形容中国大使馆的有效工作。不过,在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陈雄风眼中,中国驻外大使馆做的都是份内之事。

  “我们的工作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为本国公民服务’。” 7月15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陈雄风表示:“居民、同胞,因为都是中国公民,所以我们会对他们一视同仁。”

  其实,“马达加斯加事件”只是中国驻外大使馆正常处理海外台胞救助案例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至今,但凡符合‘本国公民’这一条件,我们就会无差别地满足他们的需求。”陈雄风告诉记者,无论是战乱所在国,还是自然灾害所在地,只要有中国公民的地方,都会及时出现驻外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影。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中国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撤侨行动。其中,从伊拉克和科威特撤回的7000多名中国工人中,就有大量籍劳务人员。

  “其实,当时在科威特是设有驻地机构的。可是,没等战争打响,的当地机构就先行撤离,留下了上千名劳务人员无所依靠。”陈雄风回忆说,突然在战争前失去了组织者,这些工人不由惊慌失措起来。就在这时,是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向他们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中国大使馆的调配下,专职负责撤离工人的使馆人员,组织好了撤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于是,上千名劳务人员登上一队插满五星红旗的车辆,和他们的同事一起离开了战乱之地,行至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安全区域,这就是中国外交史上著名的“千里大撤退”。

  时隔15年,当台胞人数较多的所罗门群岛爆发时,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最先出现在受困的同胞前。“等出了事儿他们全跑了。”一位台胞一边感激地握住救援人员的手,一边痛斥当地机构的不负责任。

  事实上,据陈雄风介绍,2006年爆发时,中国与所罗门并未建交,是中国驻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使馆第一时间派署工作人员前往营救,“大使馆想办法租借了四家飞机,分三天将滞留的台胞、华人华侨转移至巴布亚新几内亚。”陈雄风说。而这一次,设在所罗门的机构又提前当了“逃兵”。

  2006年3月的一个傍晚,一艘本该在伊朗海域正常捕鱼的船只意外闯入巴基斯坦海域,被当地警方连船带人全部扣留。消息甫出,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立刻展开了与巴基斯坦当局的交涉工作。

  在被扣押的船只上,卡拉奇总领馆的领事首先探望了扣留中的中国公民。当时,这艘船只上不仅有来自和的渔民,还有来自第三国的工作人员。“还是你们好。”目睹了领事的探望,第三国的渔民羡慕地说。

  两个星期后,在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的努力下,巴基斯坦当局最早释放了中国和的渔民,并答应把渔船还给。随后,总领事接见了刚刚得到释放的中国公民,为他们压惊。“太关照了。”一位渔民说这话时已是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些年来,渔民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到外海捕鱼,一定随身携带五星红旗。“如果碰到外国人盘查,把五星红旗亮出来,对方一般都不敢抓。”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说。

  本着“为中国公民服务”的唯一原则,海外的同胞享受到了大使馆提供的“无差别”待遇。“由于每年大使馆平均受理一百多起台胞求助的案例,并不占求助案例的多数,因此,这或多或少有利于工作人员在涉及台胞的案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提供更细致的服务。”陈雄风说。

  陈雄风记得,有一次,一位台商在印度失踪,引起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高度重视。获悉当日,使馆工作人员比台商家属更早到达现场,协助相关人员搜寻失踪台商。即便后来,已确认这位台商不幸身亡时,使馆工作人员仍未离开现场,一直陪伴家属料理好所有的善后工作。

  还有一次,台胞萧先生因同行人携带在赞比亚被扣,中国大使馆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当地华人社团协助其应诉。大使馆尽其所能帮助萧先生,为他介绍最优秀的律师,终于使他无罪释放。返台后,萧先生这样致函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感谢祖国大使馆发出同为中国人之同胞爱,全力相助,返我自由清白之身。”

  有时,中国大使馆对台胞的“特殊关照”也源于技术上的一些困难。“比如,没有出入境的信息记载,无法对包括‘死亡证’等文件进行认证等。”陈雄风说,每当这时,要么得花费大量精力核实信息,要么得协助台胞去咨询其他的机构。

  2001年“9·11”后,为核实中国公民在这一恐怖袭击中的伤亡情况,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每天忙碌到很晚。陈雄风回忆说,“困难之一就是查看是否有台胞在袭击事件中受伤或死亡,因为公民赴美会在使馆内留下联系方式,而台胞的信息我们是一点儿也没有。”

  于是,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只好对照美方提供的“伤亡名单”,根据字母拼音来推断是否为中国公民。如果一旦发现有是中国公民的可能性,就要赶赴现场或者医院,进行核实、检验。尽管查找工作全部结束时,使领馆人员只发现了两名受伤台胞的信息。

  同样,因缺乏台胞名单而花费大气力的还有2005年年初时的东南亚海啸。由于海啸发生的范围广,遇难者数目众多,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只好在遍及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甚至东帝汶的灾区四处查找验证。“我们的工作者有时要在尸体丛中辨认死者,可以想象,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陈雄风感慨道。

  不过,战乱和自然灾害不说,每年大使馆受理的有关台胞的案例中,大多数事宜还是关于台胞的日常生活。

  “自2006年‘渔船’事件后,我们主要经常接到台胞关于商业纠纷的咨询电话。”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比如,他们需要提供律师,我们就尽全力帮助他们”,“方式和程序也与公民的没有两样”。

  1990年,王津平应邀去菲律宾,参加一场“要美军基地退出菲律宾”的运动。事先,他特地到中国驻当地领事馆通话,“万一我被抓的话,需要派人出面保护我。”王津平说,当时,李搞“两国论”“金钱外交”,“但中国领事官员见到我的时候,却还是有所承诺:如果你被抓,一定会出面保护你。”

  虽然这样的事务较为繁琐,但陈雄风坦言,只要台胞有需要,能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陈雄风认为,总体而言,中国驻外使馆和领事中心对台胞的关注程度都要高于当局,反应速度也更快些。“毕竟,中国的国际关系广泛,国际影响力大,这些都是当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一些大灾大难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他说,曾有同胞向他感慨“我还不如去找呢”,其实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驻外领事馆处理事务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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